五志與五臟：情志泛指人的情感、情緒，也是人的心理活動，亦屬于神的范疇。故曰：“分言之，則陽神曰魂，陰神曰魄，以及意志思慮之類皆神也。合言之，則神藏于心，而凡情志之屬，惟心所統，是為吾身之全神也”（《類經·臟象類》）。對于情志的分類，中醫學有五志說和七情說之分，五志說認為，人的情志有五，即怒、喜、思、憂、悲：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故稱五志。七情說認為，人的情志有七：即喜、怒、憂、思、悲、恐、驚，故稱之為七情。“七情者，喜、怒、憂、思、悲、恐、驚是也”（《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七情之中，悲與憂，情感相似，可以相合；驚亦有恐懼之意，故驚可歸于恐。如是“七情說”與“五志說”便統一了，即怒、喜、思、憂（悲）、恐（驚）。五臟與五志的關系是：心在志為喜，肝在志為怒，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喜怒思憂恐是人們對外界信息所引起的情志變化，是整個精神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情志活動要通過五臟的生理功能而表現出來，故也將其分別歸屬于五臟之中。
心在志為喜：心的生理功能和情志活動的“喜”有關。喜，對外界信息的反應，一般屬于良性反應。適當的喜樂，能使血氣調和，營衛通利，心情舒暢，有益于心的生理活動。“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素問·舉痛論》）。但過度的喜樂，則可損傷心神。故曰：“喜傷心”（《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如，心藏神功能過亢，可出現喜笑不休，心藏神功能不及，又易使人悲傷。由于心能統領五志，故五志過極皆能傷心。
肝在志為怒：怒是人們在情緒激動時的一種情志變化。一般說來，當怒則怒，怒而有節，未必為害。若怒而無節，則它對于機體的生理活動是屬于一種不良的刺激，可使氣血逆亂，陽氣升發。肝為剛臟，主疏泄，其氣主動主升，體陰而用陽。故肝的生理病理與怒有密切關系，尤以病理為最，所謂“忿怒傷肝”（《靈樞·百病始生》）。如，大怒可傷肝，使肝的陽氣升發太過而致病。反之，肝的陰血不足，陽氣偏亢，則稍有刺激，便易發怒。
脾在志為思：思，即思考、思慮，是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的一種狀態。正常的思考問題，對機體的生理活動并無不良的影響，但在思慮過度、所思不遂等情況下，就能影響機體的正常生理活動。脾氣健運，化源充足，氣血旺盛，則思慮、思考等心理活動正常。若脾虛則易不耐思慮，思慮太過又易傷脾，“思傷脾”（《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以脾的生理功能與情志活動的“思”有關。
肺在志為憂：憂愁是屬于非良性刺激的情志活動，尤其是在過度憂傷的情況下，往往會損傷機體正常的生理活動，憂愁對人體的影響，主要是損耗人體之氣。因肺主氣，所以憂愁過度易于傷肺，所謂“悲則氣消”。而肺氣虛弱時，機體對外來非良性刺激的耐受能力下降，人也較易產生憂愁的情志變化。
腎在志為恐：恐，即恐懼、膽怯，是人們對事物懼怕時的一種精神狀態，它對機體的生理活動能產生不良的刺激。“恐傷腎”（《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恐則氣下”（《素問·舉痛論》）。過度的恐懼，有時可使腎氣不固，氣泄于下，導致二便失禁。
總之，中醫學認為，人的意識思維雖由心所主宰，但其功能活動受五臟的調節。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心藏神，在志為喜，喜則氣和志達，可見“喜”是對外界信息的良性反應，有利于“心主血”，但喜樂過甚則傷神，喜樂者神憚而不藏。肺藏魄，在志為憂，人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為魄之靈，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一種精神活動。年老時肺氣虛衰，語言善誤，這從病理上闡明了肺與魄的關系。肝藏魂，在志為怒，魂乃神之變，魂之為言，如夢寐恍惚，變幻游行之境。魂的精神活動包括謀慮，故又有肝主謀慮之說。怒是情緒激動時的一種精神變化，是不良刺激；怒傷肝，常致血液上逆，氣機升泄。脾藏意，在志為思。意，是意識；思，是思考。正常的思考有賴脾的健運，思考過度或所思不遂則能導致情緒抑郁，飲食不思等，即所謂“思慮傷脾”。腎藏志，在志為恐。
恐與驚相似，驚為不知受驚，恐為自知而怯。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恐傷腎，氣機紊亂。由此可見，人體的神魂意魄志及喜怒思憂驚等精神意識活動都依靠五臟的功能調節，但主導于心。
